文|王方晨
【资料图】
金乡县城南八里，有个叫王庄的小村落，几乎在我所有涉及乡村的作品中，都能轻易找到她的影子。
五十七年前，我出生在那里。
现在想起她，依然是小时候见过的模样。
村北一条斜斜的有着高高沙堤的河沟，如今已湮灭地下，只余一弯坑塘在村东头。
这弯深深的坑塘出现在我的小说《乡村案件》中，却是一个杀人现场。
村东也有一条河，叫莱河，在我的作品中依然使用这个名字。
当然，它被我写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。
在我的小说《牛为什么会哭》中，它穿越平原峡谷，通向了大海。
村庄和莱河之间，还有一道干涸的河沟不能忽视。
对于童年的我，那里毒虫出没，充满了恐惧的想象。
出村东南行二三里路，又是一条四季没水的河道。
它那毫无道理的宽阔，会让独自或与两三个小伙伴走到那里的我感到莫名畏惧和无比渺小，并因此止步不前，以致我至今对南岸的王门楼村一无所知。
村西有邻村霍堌的果园和我们生产队的田地。
那美丽的果园，牵动着村里每个孩子的向往。
每到夏天，做梦都想吃上果园出产的“五月白”大桃子，结伴偷桃难免发生。
但我们的田地里却有一处坟场。
村南村东，也都有坟场。
黑夜降临，躺在床上，一闭眼总会想到一座座荒草摇曳的坟墓，害怕极了，使睡觉成了一桩苦差使。
为了逃离坟场的纠缠，我就总让自己想象村北的事情：
一条大道通往“遥远”的金乡县城。
那真是一条通往快乐和光明的大道！
我会想象自己沿着大道往前飞奔，终点既是如人间仙境的县城，也是总在发出慈爱召唤的姥姥家——
从县城西关向西，过大沙河不远就到了鱼山乡的李双楼村。
可以说，它们是我童年时期最爱去的两个地方。
有心人会从我的作品中发现，小说的主人公，总是出村向北走，向着塔镇寻求幸福、公道和新的生活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若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往东，往南，往西走很远，对我来说竟然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。
乡村生活的劳累困苦，尚未使我产生完全脱离农村的念头，不过是去城里看上一眼，心里就已非常满足。
去趟城，就像去趟天堂，回来后总会回味多日。
那年，西关建成了一座可能是当年县城最高的四层楼宾馆，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专门去看。
蒙蒙白雾里，现出宾馆大楼的影子，我确实感到那是天上的情景。
城里的集会，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
一次，在一个展览会现场，我被人摄入镜头，照片放大后张贴在县剧院外面的宣传橱窗里。
那可能是我至今所见过的自己的最大的一张照片。
我站在一位怀抱奖状的女劳模一旁，一手托腮，沉思着凝望镜头，根本想不到那会跟自己有关。
对于农村孩子，城里的一切既新奇又陌生，也是跟自己无关的。
自己怎么来的，又怎么回去。
但是，有一件事，使它跟我生命中的一种东西有了关联。
姥姥家出产甘蔗。
冬天，我陪小姨拉了一车甘蔗到县城西关去卖。
一根甘蔗五分钱。
来了西关街上的少年，想拿二分钱当五分钱蒙混过去，被我一眼识破。
不料这少年恼羞成怒，一声招呼就引来一大帮街猾子，把我和小姨团团围住，诬赖我们用甘蔗划了他的脸。
幸好还有卖甘蔗的老乡帮我和小姨解了围，催促我们快走。
我和小姨拉起车子，飞快地逃离了县城。
一种仇视“城里人”的感情，悄悄在我心中萌芽。
他们蛮不讲理，游手好闲，不劳而获。
探讨城乡关系的作品，曾经是我某个阶段的创作内容。
当然，那已经脱离了所谓的“仇视”。
我给城市的定位，不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，而是一种现代的文明的生活。
在本村读完小学，又去外村上初中。
一位数学老师鼓励学生，“好好学习，将来争取拿到粮本。”
“吃皇粮”，是摆在所有农村学生面前的诱惑。
1983年夏天，我心神不宁地在芋头地里翻秧，母校的侯老师突然送来了天大的喜讯：
我被曲阜师范学校录取！
我立时就明白了，自己已成为“吃皇粮”的一员。
两个月后，乘坐发往曲阜的长途客车，我把金乡县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。
车子跨过古老的大运河，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许还会有更为广阔和丰富的包含。
实际上，到了曲师，我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习。
学校有一座历史久远的图书馆，拥有大量藏书。
它对我的意义不光是给我提供了阅读的机会，更重要的是一种高品质的阅读。
莎士比亚、歌德、雨果、拉伯雷、托马斯·曼、狄更斯、哈代、拜伦、雪莱、弥尔顿、艾米莉等人的作品，让我的少年世界有了不寻常的深度。
在曲阜师范学校的三年里，最重要的文学训练就是写日记，而我的日记很快就转化为比较具体的文学形式：
诗歌、散文。
我认为自己在写作上的飞跃，是在阅读中遇到了美国小个子福克纳。
不是他的整部作品，而是其中的一部分：《喧哗与骚动》中的第二章，它藏在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的第二册里。
福克纳让我的表达舒展。
同样在这本作品集中的《局外人》，则让我意识到文风的节制。
但是即使我涂鸦出了被同学和老师称赏的诗歌作品，也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一名作家。
那时候，我连当“城里人”的念头都没有。
我想到的还只是做一个合格的“吃皇粮”的小学老师。
1986年7月，我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金乡县实验小学任教。
据说当时全县应届师范毕业生分配计划中只我一人留城。
接到分配通知后，我恍然想到自己已然成为一名“城里人”。
可是，现实生活远不能满足心灵需求。
新华书店里已找不到一本我要读的书。
这种情况甚至不如几年前我刚考入曲师时的文化氛围。
那时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此生第一本大师级的文学读本：法朗士的《企鹅岛》。
这本书经我反复细读，一直伴随在我身边，至今仍为我所珍藏。
在我心目中，《企鹅岛》才是小说的模样。
三年后毕业回到金乡，我在新华书店找不到一本自己想读的纯文学书籍。
一堂语文课上，我随口向学生讲了一篇童话《树的哲学》，十多年后发表在《儿童文学》。
一棵小树为了能够走动一下，甘愿一死。
而我的内心也无时不在渴望能够“走动一下”。
1987年麦季，我写下小说处女作《林祭》，描写一对男女长途私奔到了东北的大兴安岭，发表在《当代小说》杂志1988年第1期。
这篇小说的发表和高昂的稿费，轰动了当时的金乡县城。
对我的人生来说，它的意义非同小可。
它使我有机会通过干部进修考试，考中了青岛大学作家班。
秋天，我离开小学校，重又踏上远去的长途客车，又乘火车来到青岛。
然而，一个月后，因学费问题，我选择了退学。
过了元旦，又转入济南师专。
当时山东省共办了三个作家班，济南师专作家班则是其一。
春天来了，《林祭》荣获山东省第三届青年文学奖。
我住进济南南郊宾馆，参加了隆重的颁奖大会。
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，万分紧张，搞了半个晚上。
一年后，尚未毕业，我就在省作协领导举荐下，从金乡县调至东营市文化局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
在东营的最初七八年，虽每年都有作品发表，而且还曾在1993年与汪曾祺、铁凝等著名作家一起得过一次《中国作家》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但这距我的要求相差很远。
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创作苦闷，而是信息闭塞。
至1998年，危机感不断袭来。
我再也不能忍受事业上的停顿，从一家外地书店购得一本《文学报刊通讯录》，按图索骥，一股脑儿将历年来所写作品全部投寄出去。
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我偶从央视节目上看到了一个叫李敬泽的人。
通过屏幕介绍，得知他是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部主任，其他情况则知之甚少。
我当即决定将小说《红鬃马》投寄给他。
不久，接到了他的一封信和一张名片。
他在信中表达自己对小说的赞赏和不能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遗憾，并向我索要新作。
我随后向他投寄了两个刚完成的短篇，《说着玩儿的》和《乡村火焰》。
很快，一天夜里，接到了电话。
他告诉我两篇作品将在《人民文学》同期推出，并要我只要写了作品就寄给他。
放下电话，我隐隐意识到自己盼望的一天终于就要来临。
按照李敬泽对我的规划，要先在文坛混个“脸熟”，《人民文学》便只发了《乡村火焰》，《说着玩儿的》则被他另行推荐到了《东海》杂志，《小说选刊》选载时配发了他精到的短评《山野间的先锋》。
仅2000年，我就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山花》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近二十余篇小说，《说着玩儿的》《王树的大叫》《扑满》《乡村火焰》等接连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选载。
《王树的大叫》次年入选《北京文学》“2000年全国最新文学排行榜”，后又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。
在国内颇有影响的《青年文学》，还于2000年第11期将我做了封面人物，同期发表《黑妮儿飘飘》《扑满》两部中篇，《作家文摘·青年导刊》也随后推出专版介绍我的创作。
也许直到这一年，我才坦然接受自己专业作家的身份。
2001年，作为山东省青年作家代表，我与张海迪、张宏森、张继、凌可新，一同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，第一次与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见面。
而在2004年3月，我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研讨班，李敬泽则成了我和其他六位同学的导师。
李敬泽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：“王方晨有力量。”
他说尚不知这力量源自何处。
而我认为，它来自于对文学和生活的信心。
认真对待文学和生活，给我的写作以意外的力度。
2005年10月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在东营联合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，李敬泽先生专程赶来参加，评论家吴义勤、施战军、李掖平、黄发有等都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各种评价。
研讨会后，我仍然不停自省。
信念的力量不应减弱，而应加强。
人生天地间，公道应是第一要义。
从我的第一篇作品《林祭》开始，我的几乎所有作品，无不在诉求着爱的公道、理的公道、生的公道，呼唤着人间正义与良知。
到2009年底，我被济南市作为高级人才引进至《当代小说》编辑部，担任副主编，告别了长达19年的专业创作。
这一年，我被评为山东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。
从2004年冬开始，我刻意对朋友们隐瞒了自己染病在身。
大病常使我含泪不止，严重影响了心态和对人生的看法，使我的创作隐含了莫大的悲情。
这期间，我专为李敬泽精心创作了两部我自己满意的作品，《水袖》和《暗处之花》。
《水袖》是写农村两姊妹的感情故事，是对当下农村女性命运的思考。
《暗处之花》则写了一位在城市奋斗的农村女性异乎常人的决绝。
几年后，吴义勤看到这部作品，在我的研讨会上从东西《篡改的命》说起我早在十年前就在探讨怀念乡土还是切割乡土的问题。
但这两部作品都没能到达李敬泽手上，分别刊于《中国作家》和《山花》。
没等三年签约作家的创作结束，我已病体难支，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治疗。
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，我在2013年某月一口气写下四个短篇，其中一个就是短篇《大马士革剃刀》。
小说当即被《天涯》杂志留用，并于次年7月发表在第4期。
《大马士革剃刀》刊出之前，《当代小说》举办过一次小说笔会。
一位河北作家对我表示疑惑：“王老师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？”
我唯有苦笑。
在这篇小说里，我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痛感。
它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，是写了我生活的城市济南。
我把目光投向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逐渐消失的老街巷，一下子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。
有人说，别看是个短篇，但它却有长篇的容量，不能仅仅拿它当短篇来看。
小说很快就被国内多家文学选刊头题选载，在毫无意外的情况下，登上了当年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，次年也连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和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大奖。
有一点遗憾，是在当届的郁达夫小说奖评奖中，本没有疑问的结构极严密的小说，竟被提出疑问。
小说中的虐猫凶手，被评委们错安在了无辜者剃头匠的头上。
显而易见，具有赤子之心的受害者剃头匠，才是我同情的对象。
受这篇小说激励，我又用四年时间创作了10篇以老实街为故事场景的短篇，组成了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长篇《老实街》，共11章。
在2016年5月，我的作品研讨会在济南召开。
会上，评论家们充分肯定了《大马士革剃刀》的成功，结合我的创作，提出了“塔镇”和“老实街”两个文学地标。
吴义勤先生讲我是既有爆发力，又有耐力的文学长跑者，让我感慨。
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不得不写。
几十年来，我所凭恃的，也唯有去写。
《老实街》出版后，《文艺争鸣》《小说评论》都给做了影响颇大的评论专辑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《南方文坛》《扬子江评论》也相继推出了评论，《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《文学报》等也没落下。
2018年12月，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山东作协联合，在北京开了研讨会，众多评论家在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。
2020年，我又精心写了《凤栖梧》，还是老实街故事，意图《老实街》再版时收入，以形成12章的架构。
小说发表后，创了国内年度选载纪录，也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短篇。
可以说从2015年起，我又进入了创作爆发期。
这一年9月，在经过三年半的治疗后，折磨我长达十一年的病魔彻底解除。
完全恢复健康的我，不断发表新作之外，又连续出版了《老实街》《花局》《背后》《大地之上》等数部长篇，还有一些作品集，而且身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2018年1月，我被推选为山东作协副主席。
2023年，过完春节，我就动笔新长篇，目前接近完成。
回顾漫长往昔，我发现自己写下的小说，已近千万字。
这在我发表处女作时，绝对不敢想象。
当时，我时常幻想，能够有七八篇小说发表也就满足了，还会禁不住用手比划七八本杂志摞在一起会有多厚。
1987年，一对恋人被我放逐在《林祭》中的原始大森林，面对神圣的大自然，冷静反思昨天，体味现在，辨认未来。
其实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也放逐了自己。
岁月何仓皇！
在文学的广野上，我以《林祭》这样的一篇篇小说，度量人生的长度和深度，至今犹未止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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